《人民法院报》2017年12月1日
盛世之治：唐太宗的法制思想
朱会良
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（公元627—649年），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、繁荣的“大治”的历史时期，形成了一个被称为“贞观之治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。据《贞观政要·卷一》记载，当时“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皆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，米斗三、四钱。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，皆不赍米，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，行客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赠遗”。“贞观之治”以它的大气、包容，展现出国富民强和文化灿烂的太平盛世的图景，从而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。“贞观之治”中，唐太宗李世民以其先进的顶层制度设计，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面目一新的社会风气，为其长期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石。
确立治国理政理念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
在风起云涌隋末农民起义中，唐太宗首先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，从而在统治策略、方针、政策上，客观上作出某种有利于人民群众和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改变，唐太宗曾感慨道：“前事不远，吾属之师也！”“动静必思隋氏，以为殷鉴”。因此，他切实的推进制度建设，建立稳定的治理体系，以确保治国理政的理念得以实现。特别使他警于目而惕于心的，是隋末“百姓凋残，疲于兵革，田亩荒废，饥馑荐臻”这个烂摊子，于是，他把“鉴前代成败事，以为元龟”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首要信条，甚至“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！”他在和大臣们讨论如何“致治”的问题时，探讨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达到“安人宁国”。贞观二年，李世民对大臣王珪说：“凡事皆须务本，国以人为本，人以衣食为本。凡营衣食，以不失时为本。夫不失时者，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若兵戈累动，土木不息，而欲不夺农时，其可得乎？”在他看来，做人君，就必须正确了解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。他把君王和老百姓的关系，比如船和水的关系：“舟所以比人君，水所以经黎庶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他认为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！”唐太宗不止一次地谈论“民贵君轻”的道理和“暴其民，甚则身弑国亡；不甚则身危国削”带来的严重后果。他要求“安人宁国”就是要“偃武修文”，改善政治，实行教化，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发展生产，旨在缓和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，以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，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。
其次，唐太宗认识到隋朝灭亡的最大原因是过度集权，形成唯权是视、唯我独尊的专制体制。权力凌驾于制度和法律之上，法律就可以被权力任意践踏，权力就成了为所欲为的怪兽。据《旧唐书·张玄素传》记载，唐太宗不耻下问，向张玄素请教如何治理国家，张玄素说：“臣观自古以来，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，岂非其君自专，其法日乱。向使君虚受于上，臣弼违于下，岂至于此？且万乘之重，又欲自专庶务，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，中者信善，其如不中者何？况一日万机，己多亏失，以日继月，乃至累年，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！如其广任贤良，高居深视，百司奉职，谁敢犯之？”他直言隋朝的失败在于帝王高度集权，百官只唯上，不唯法，不唯实，不唯民，法律自然遭受破坏。唐太宗深以为然“一日万机，一人听断，虽复忧劳，安能尽善？”他认为要善于任用贤能一起治理国家，对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割并成为制度性安排。
一方面，唐朝承继了隋朝开创的“三省六部制”，其最初设立的目的就是分割相权，这一制度在唐太宗时期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和效率。在运作过程中，一是在体制内追求最大限度的民主，让决策、审议和行政权各自独立。国家权力中枢机构最重要的是决策民主。在决策层面不是由某一个部门负责，而是由三个省共同进行。国家政策的制定，由负责行政的尚书省提出问题，中书省负责起草国家政令，而门下省则是负责审议诏令，经过审议形成的正式诏令则交由尚书省负责实施。这一过程通过民主的决策来保证政令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。二是让权力分配均衡合理且在有效监督下运行。尚书、中书和门下三个省共同进行民主决策，三个环节构成有机的协作体系，合理的分散权力，同时又相互制衡，使三者达到有效监督和制约。唐太宗在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中说：“中书所出诏敕，颇有意见不同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。元置中书、门下本拟相防过误。人之意见，每或不同，有所是非，本为公事，须灭私徇公，坚守直道，庶事相启沃，勿上下雷同也。”这指出了设置三省的制度用意。
另一方面，实行了决策和行政分离的执行系统。权力的腐败是不公正的根源。权力的腐败包括个人施政的腐败和制度的腐败，而制度的腐败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。因此，要保证制度上的公正，就是要让具体的利益关系同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相分离。其中最明显的则是体现在尚书省六部即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和工部的制定政令分工及“九卿”的具体落实执行职责上。
唐太宗还引入了第三者的监督，在制度上设置“言官”，让他们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和意见。《贞观政要·求谏》中记载，贞观二年，为了求谏，他向大臣们保证：对于臣僚们的诤谏，绝不动怒问罪，将“务尽忠谠，匡救朕恶，终不以直言忤意，辄相责怒”。在他的中央机构内部分别在门下省设置谏议大夫四人，官品为正五品上。还设置左补阙二人、左拾遗二人，跟随皇帝出行，随时随事进谏。中书省也设置左补阙二人、左拾遗二人，监督政令的审议。特别是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一批重臣，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王珪、虞世南、长孙无忌等人，形成了一种经常向他提供建议和进行诤谏的“臣以进言为忠，君以听言为急”的风气。这对于帮助唐太宗治国理政、形成“贞观之治”的繁荣局面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制定刚性法律规范 身体力行公正执法
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，通过贞观初年国策大辩论，唐朝确立了“文德治国”的指导思想。即所谓“弘风阐化，安民立政”也就是要用法的强制力来贯彻封建伦理道德的纲常名教，对老百姓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实行“德治”“礼治”，以达到“安民立政”的目的。同时，为了“补千年之坠典，拯百王之余弊”，唐太宗命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一些熟悉法律的大臣于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颁行《贞观律》，并编制和删定大量以令、格、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规范，以补律之不足和辅助律的施行“律以正刑定罪，令以设范立制，格以禁违止邪，式以规物程事”。《贞观律》是被称为集我国封建法典之大成的《唐律》的基础，是对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，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成就。
唐朝刚性的法律体系首先体现在力求删削繁苛，力求“宽简”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指出：“死者不可再生，用法务在宽简”“国家法令，惟须简约”，他认为法令要力求稳定“不可轻出诏令”“若不常定，则人心多惑，奸诈益生”。其主张立法简约宽平，认为法律不但应当由繁而简，而且应当去重从轻。“凡削烦去蠧，变重为轻者，不可胜纪”，特别是对于死刑与肉刑的运用，更主张持审慎态度。与隋律相比，唐朝的刑罚有大幅度地减轻。因此，唐律制定法律的原则是“法贵简而能禁，罚贵轻而必行”。唐律规定在判案的时候，不能只凭法律条文，还应该斟酌人情；量刑的时候，宜轻不宜重。尤其对于死刑，初曾“议绞刑之属五十条，免死罪，断其右趾，应死者多蒙全活”，后来连断趾法也改为了流刑。并删去“兄弟连坐俱死”之法。“自是比古死刑，殆除其半。”这些措施反映了当时立法方面力求宽简的倾向，其主导思想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，目的在于教人向善，弃恶从善。其次，明正赏罚，“一断以律”。唐太宗十分重视正确运用赏罚，并统一赏罚标准，不避亲疏贵贱，一切按照法律办事，统一标准，“一断以律”。他认为：“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；罚当其罪，为恶者戒惧。故知赏罚不可轻行。”在处理岷州都督高甑生诬告李靖一案中，有人因甑生是秦府功臣请予宽恕时，唐太宗说：“虽是藩邸旧臣，诚不可忘。然理国守法，事须画一。今若赦之，使开侥幸之路。且国家建义太原，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，若甑生获免，谁不觊觎？有功之人，皆须犯法？我所以必不赦者，正为此也。”他按照法律处理了该案，从而维护了法律的权威。
唐太宗注重自身率先垂范，公正执法。他认识到最高的权力也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运行，法必须大于权。贞观初年，因山东租税减免问题和是否征召十八岁以上男子当兵，唐太宗忽视政令的严肃性，朝令夕改。对此，魏征坚决反对“今既征得物，复点为兵，何谓从来年为始乎？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，居常简阅，咸以委之；至于去兵，独疑其诈，岂所谓从诚信为治乎？”唐太宗闻谏后如醍醐灌顶，做了自我检讨，立即纠正了错误的做法。还有一例，贞观年间，一些人通过假冒手段当上政府官员，唐太宗察觉后颁布敕令，让这些假冒当官的人限期自首，不自首就处以死刑。有些人还是想蒙混过关，拒不自首，最终还是被抓到了。唐太宗命令将他们处斩，时任兵部郎中的戴胄坚决不同意“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，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。陛下忿选人之多诈，故欲杀之，而既知其不可，复断之以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”。唐太宗曰：“卿能执法，眹复何忧！”不仅如此，唐太宗还把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变成国家法律“诸制敕断罪，临时处分，不为永格者，不得引为后比。若辄引，致罪有出入者，以故失论”。这就用法律的条文明确规定法大于权，从而树立了法律的权威。
整饬吏治防止枉纵 惩革弊风厉行节俭
唐太宗十分注重吏治的整饬。他曾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：“比见吏部择人，惟取其言词刀笔，不悉其景行。数年之后，恶迹始彰，虽加刑戮，而百姓已受其弊。”他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除了从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着想之外，也考虑到了对老百姓的利弊。他坚决不搞任人唯亲，而是坚持贯彻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。
首先，通过严格的考试铨选制度选拔人才，即注重个人的创造性，又强调对法律、法规的掌握和运用。唐朝对于文官的铨选权，由吏部统一掌握，武官则归兵部。凡是科举及第取得出身者，须经吏部再试宏词拔萃入等，方可入仕，授予九品官。不应此试者，可由吏部按期召集试以“身”（取其体貌丰伟）、“言”（取其言词辩证）、“书”（取其楷法遒美）、“判”（取其文理优长），合格者注授适当的官缺。除中央掌握铨选权外，地方州县长官也有任命僚属的权力，一经地方任用，吏部即给予铨选合格的待遇。此外，五品以上的京官和诸州总管、刺史，均有荐举人才的义务，但如“贡举非其人”，或“应贡举而不贡举”，要判处一至三年徒刑。通过考试铨选制度，不仅打破了家世门阀对官职的垄断，形成了全社会崇尚文化和尊重人才的风气，也堵塞了人事制度的漏洞，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型人才，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形象。
其次，运用考核的杠杆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管理。唐太宗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和考核，着重考察官吏的品德、清廉、公正和勤政，其核心就是考察官吏的道德作风。唐朝在官吏考核上分高低两个层面上进行，对于低层面的考核，针对各个具体职能部门及其官员，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订立不同的考核标准，共有二十七条，史称“二十七最”。对于高层面的考核，唐太宗给所有官吏定下的努力方向和目标，分为四条，史称“四善”。地方官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，唐太宗亲自掌握地方官的选择和任命，并把各州都督、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“在官如有善事，亦具列于名下”，若有恶迹，即予惩办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会面对屏风一个人一个人的去琢磨，反复考虑哪些人能胜任，哪些人不能胜任。《贞观政要》的编纂者吴兢评价他：“深恶官吏贪浊，有枉法受财者，必无赦免。在京流外有犯赃者，皆遣执奏，随其所犯，置以重法。”
他认为，建立法制，选用好官，落到实处就是严格落实公正执法，防止司法官吏枉纵、任意出入人罪。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。由于唐太宗认识到“人命至重，一死不可再生”力求“据理论情”“恤刑慎杀”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规定“自今以后，大辟罪，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”。首创封建法律史上“九卿议刑”的制度，就是为了“庶免冤滥”。唐太宗先后怒杀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后，又再三追悔，自责思虑“不审”，甚至斥责臣僚们不该不加谏阻，以致错杀了人。虽然当时已有“三复奏”制度，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，但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于是又规定了“五复奏”即决前二日、一日复奏，执行之日再“三复奏”的制度，并规定“自今门下复理，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，宜录状奏”。后来，司法官吏们接受了张蕴古一案的教训，以“出罪”为诫，致使唐太宗感觉到刑网更密了，大理卿刘德威评价道：“律文失入减三等，失出减五等。今失入则无辜，失出则获大罪，所由吏皆深文。”意思是说，法律虽然规定失入失出要分别受到惩处，但实际上是无罪错判和轻罪重判没有问题，有罪错放和重罪轻判却要被治大罪，大家心存畏惧，当然只有宁入勿出、趋吉避凶了。唐太宗深以为然，于是规定凡失出失入的，一律严格按法律处理，司法才“渐为平允”。
唐太宗采取惩革弊风，厉行节俭等一系列措施，消除各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。危难兴邦，放逸丧国。唐太宗在这一方面的勤谨律己，率先躬行，更具有创风气的作用。唐太宗与大臣誓约“崇饰宫宇，游赏池台，帝王之所欲，百姓之所不欲。帝王所欲者放逸，百姓所不欲者劳弊。劳弊之事，诚不可施于百姓”。（《贞观政要·俭约》）武德九年（公元626年），唐太宗刚被立为太子，就“纵禁苑所养鹰犬，并停诸方所进珍异”。唐太宗一登基，马上对王公大臣颁布了“四条禁令”：第一，住宅；第二，车马、服装；第三，婚嫁；第四，丧葬。各级官员都必须按照所规定的待遇执行这四条禁令，不得超越限制。这四条禁令执行得非常严格，《贞观政要·俭约》描述“由是二十年间，风俗简朴，衣无锦绣，财帛富饶，无饥寒之弊”。在唐太宗的倡导之下，许多重臣也身体力行，都崇尚节俭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。堪称贞观时代名臣的魏征，居宅没有“正堂”，非常简陋。魏征得病，家里人来人往，得不到很好的休养。唐太宗知道后，用自己建造小殿的材料给他盖了一间房子，送去被褥，才使他有了一个专门的起居之所；户部尚书载胄死后“居宅弊陋，祭享无所”；尚书右仆射温彦博也是“家贫无正寝，及薨，殡于旁室”；中书令岑文本则是“宪卑湿，无帷帐之饰”。崇尚节俭，是执政为民精神的体现。贞观年间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俭朴的风气，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俭约治国，减轻人民的负担，“安人宁国，惟在于君。君无为则人乐，君多欲则人苦。”统治阶级俭约则社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，社会经济也就发展了，因此，惩革弊风，厉行俭约是“贞观之治”的重要表现之一。
公元七世纪初出现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以其清明的政治、先进的制度、健全的法制、包容的文化、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。唐太宗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组织和领导了卓有成效的改革，尤其唐太宗确立的法制思想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气、包容的盛世时期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，这在封建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。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）